王中王中特马请举几位我国古代诗人的生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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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

  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王中王中特马。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王安石,便是这样一位历史的过客,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

  李白 (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与杜甫并称“李杜”。唐代还有一位诗人叫李贺,号”诗鬼”,和李白有的一比。两人统属浪漫主义风格,想象奇伟,用词夸张。但相比而言,李白诗多信笔挥撒,自然天成。李贺则多引用典章故事,刻意雕琢,用尽心机了。真可谓”呕心沥血”。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县),隋朝末年,迁徙到中亚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即诞生于此。五岁时,其家迁入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二十岁时只身出川,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干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诗名满天下。天宝初年,由道士吴人筠推荐,唐玄宗召他进京,命他供奉翰林。不久,因权贵的谗悔,于天宝三、四年间(公元 744或745年),被排挤出京。此后,他在江、淮一带盘桓,思想极度烦闷。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安禄山叛乱,他这时正隐居庐山,适逢永王李遴的大军东下, 邀李白下山入幕府。后来李遴反叛肃宗,被消灭,李白受牵连,被判处流放夜郎(今贵州省境内),中途遇赦放还,往来于浔阳(今江西九江)、宣城(今安徽宣城)等地。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病死于安徽当涂县。李白生活在唐代极盛时期,具有“济苍生” 、“安黎元”的进步理想,毕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它的大量诗篇,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繁荣气象,也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集团的荒淫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在艺术上,他的诗想象新奇,感情强烈,意境奇伟瑰丽,语言清新明快,形成豪放、超迈的艺术风格,达到了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歌艺术的高峰。存诗900余首,有《李太白集》 《书》卷202·李白传 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沈饮,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擿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 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余。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文苑下·李白传 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傍若无人。 初,贺知章见白,赏之曰:“此天上谪仙人也。”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为从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 关于李白出生地,众说纷纭,今大致有两种说法。其一,李白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李白约五岁时,其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其二,李白出生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的青莲乡。这两种说法,至少有一种是错误的。但是,两种说法都有资料和历史考证,让人相信哪种,真是左右为难。)

  展开全部杜甫(712-770):唐诗人。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祖藉襄阳(今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审言之孙。自幼好学,知识渊博,颇有政治抱负。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天宝三载(744年)在洛阳与李白相识。后寓居长安(今属陕西)将近十年,未能有所施展,生活贫困,逐渐接近人民,对当时的黑暗政治有较深的认识。靠献赋得始得官。及安禄山军陷长安,乃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长安收复后,随肃宗还京,寻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往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堂。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武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年携家出蜀,病死湘江途中。一说饫死耒阳。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统治者的罪恶作了较深的批判,对穷苦人民寄以深切同情。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反映出当时政治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许多优秀作品,显示出唐代由开元、天宝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故被称为“诗史”。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练,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继承和发展《诗经》以来的优良文学传统,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高峰,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羌村》、《北征》、《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等诗,皆为人传诵。但有些作品也存在着较浓厚的“忠君”思想。有《杜工部集》。(《辞海》1989年版)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终膳部员外 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注:应为开元末)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注:应为右卫率府参军)。十五载,禄山馅京师,肃宗征兵灵武。 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注:时未尝到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注:应为凤翔),拜右拾遗 (注:应为左拾遗)。房〔王官〕为布衣时,与甫善。时〔王官〕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

  帝许之。是年十月,〔王官〕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王官〕罢相。甫上疏言〔王官〕有 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王官〕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 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注:成州之上漏去秦州),自负薪采〔木吕〕,儿女饿殍者数人。 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注:公不赴功曹之命,系代宗广德元年居梓、阆间事)。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注:武凡两镇成都,其在上元二年,则以绵 州刺史迁东川节度,兼除西川。至以黄门侍郎再帅剑南,乃代宗广德二年事),奏为节度参 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注:此在严再镇后,非上元也)。武与甫世旧,待遇 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 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 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公之去蜀 东行,以公诗证之,当在严武未卒之前)。

  及郭英□(“刈”的左部)代武镇成都,英□武人,粗暴,无能刺谒,耐游东蜀,依高 适(注:时适已官京朝,不在东蜀,公亦未依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杨子 琳功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注:去蜀后居夔且二年,史漏),扁舟下峡。未 维舟而江陵乱(注:其时江陵无警),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注:自衡往郴,舟 泊耒阳耳,未尝寓居也)。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注:阻水不在岳庙),旬日不得食。 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注:当作大历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 耒阳(注:此说出于唐小说家,不可信,当以公诗正之),时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 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注:元氏撰墓系,无自耒阳之文),归葬于 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有饭颗山头之嘲诮(注: 唐《本事诗》云:太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 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此诗太白集不载,不可信)。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 之优劣,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楚、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 中第,困长安。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注:公献赋在天宝 十载)。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 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 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途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先鸣诸子, 至沉郁顿挫,临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注:三川县属〔鹿阝〕州)。肃宗立,自〔鹿阝〕 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载,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与房〔王官〕为布衣 交。〔王官〕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 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王官〕宰相 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礼。时论许〔王官〕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 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王官〕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 〔王官〕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 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 甚省录。

  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鹿阝〕,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亲。从还京师, (注:孺弱饿死,乃天宝十四载自京赴奉先时事。若往〔鹿阝〕迎家,则在至德二载)出为 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注:更以东都残毁,故乡不可归),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 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注:此二句当在“往依焉” 之下)。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 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登武床,瞪视曰:“严挺 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以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 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注:此说出《云溪友义》,不 可信。以公诗考之,严武来镇蜀,章彝已入觐)。武卒,崔〔日干〕等乱,甫往来梓、夔之 间(注:游梓乃宝应、广德间事,至是惟寓夔耳)。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 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 酒,大醉,一昔卒(注:此段之谬,与旧史同),年五十九。

  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 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浇 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亻全〕期等,研揣声音, 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为,人 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馀。 残膏胜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 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于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 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叙曰: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 继作,历夏、殷、周千馀年,仲尼缉合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馀无闻焉。骚 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 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兴。苏子 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 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 槊赋诗。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 士子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 意义格力固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举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 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 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 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 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 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 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 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耳。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 之柩,襄〔礻付〕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之为文,拜余为志。辞不能绝, 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 系曰:昔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 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命 宰相试文,文善,授右卫率府胄曹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岁馀,以直言失官, 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功曹。剑南节度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 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 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 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

  铭曰: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呜呼!千载而 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

  读杜逐字句寻思了,须通首一气读。若一题几首,再连章一片读。还要判成片工夫,全 部一齐读。全部诗竟是一索子贯。

  玄、肃之际多微辞。读者要屏去逆料意见、腹诽意见、追咎意见。老杜爱君,事前则出 以忧危,遇事则出以规讽,事后则出以哀伤。这里磋一针,厚薄天渊。

  客秦州,作客之始。当日背乡西去,为东都被兵,家毁人散之故。河北一日未荡,东都 一日不宁。晓此,后半部诗了了。本传旧谱并说是关辅饥,没交涉。

  蜀中诗只“剑外官人冷”一句盖却。设不遇严武,蚤已东下。夔州诗口口只想出峡,荆 州、湖南诗口口只想北还。

  说杜者云每饭不忘君,固是。然只恁地说,篇法都坏。试思一首诗本是贴身话,无端在 中腰夹插国事,或结尾拖带朝局,没头没脑,成甚结构?杜老即不然。譬如《恨别》诗, “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是望其扫除祸本,为还乡作计。《出峡》诗,“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卢”,“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是言国乱尚武,耻与甲卒同列, 因而且向东南。以此推之,慨世还是慨身。太史公《屈平传》谓其“系心君国,不忘欲反, 冀君一寤,俗之一改也。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数语,正蹋着杜氏鼻孔。益信从前客 秦州之始为寇乱,不为关辅饥,原委为然。

  代宗朝诗,有与国史不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不言朝廷轻儒,诗中 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若 拈了死句,苦求证佐,再无不错。

  杜诗合把做古书读。小年子弟拣取百篇,令熟复,性情自然诚悫,气志自然敦厚,胸襟 自然阔绰,精神自然鼓舞。读杜诗不颛是学作诗。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

  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展开全部杜甫简介 杜甫(七一二-七七零),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县),是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号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

  展开全部杜甫简介 杜甫(七一二-七七零),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县),是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号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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